值得一说的是，第三联“今岁江南犹有酒，吾曹天下谓能诗”，语虽慷慨，骨子里亦是悲切之音。

方回是一个令后人喟叹的人物，他的诗写得比宋之问好，如果他立身严正的话，或将成为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宋朝遗民。可惜的是，降元一事的发生，注定了他的生命不可能有感召后人的力量。人格有亏，固然不能废其作品之美，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，这一类人终究不被后人珍视，则是显然可见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宋之问与方回的命运相同。

士大夫在夷风猾夏的时势里，更应着力于著述或讲学，以延续文化命脉。这种人多了起来，文化重光的一天是可待的。清朝的灭亡，就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影响密不可分。可惜的是，方回并没有承担起这一使命。

在人生表现上，顾炎武可谓是方回的反面。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在中国，这八个字近百年来可谓尽人皆知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尽管这句话符合顾炎武的思想主张，但顾炎武并未直接说过这句话。他在《日知录》里谈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：“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、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”他认为，保全一姓之国，是国君、大臣这些在位者的责任；而保全天下，即保全礼义廉耻，则是“匹夫之贱与有责焉”。到了晚清“民国”时期，顾氏的这一论述被提炼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简约的八个字很快播传天下，弦诵至今。

魏晋时期，名士嵇康被当权者司马氏杀害，老友山涛后来却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司马氏朝廷。嵇绍考虑到司马氏于自己有杀父之仇，一时犹豫不决。山涛这样劝他：“为君思之久矣！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人乎！”意思是说，这个问题我为你想了很久了，但这个世界一直在变，人也应该懂得变通。嵇绍被他这么一说，就接受了举荐。

顾炎武认为，山涛和嵇绍的行径败义伤教，这种言行全无可取，只能破坏风气、堕落人心。

在山涛和嵇绍的反面，是王裒（音póu）遥王裒的父亲王仪是司马昭的手下，三国时期，司马昭率军征讨东吴，在东关之役中吃了败仗。事后，司马昭问手下：“东关之败，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？”王仪断然说：“这当然是元帅的责任！”司马昭大怒，马上下令处死王仪。王仪死后，其子王裒哀痛愤怒，自此一生绝不向西而坐，对于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，更是坚决拒绝，以示不臣司马氏之心。

顾炎武激赏王裒的这种气节。他本人也与王裒有着共同的品格。清兵席卷江南时，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殉国，留下遗言告诫他勿事二姓。终顾炎武一生，虽然屡受清廷诱惑，始终未尝出仕。王裒与嵇绍的分别，在于前者知耻，后者不知耻。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是顾炎武一生笃行的信条。所谓行己有耻，是说人须有羞耻之心。以什么为耻？顾炎武在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一文中说：“耻之于人大矣！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：人不应以窘迫的生活为耻，而应以自己不能对他人产生良好的影响为耻。

单看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这句话，或会觉得顾炎武认为人人都有保全礼义廉耻的责任——这似乎成了一种外向的要求。然而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，即使每个人都登高而呼“我们都应该讲求礼义廉耻”，天下风气也未必见得就此清净。综观顾氏的意思，这“匹夫有责”的根本，应是“行己有耻”，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行为，属于对自己的内在要求，并不鼓励躁进。

也有人把这句话笼统解读为人人都有责任为天下出一分力。这更非顾炎武本意。顾炎武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起这种责任。在《生员论》一文中，他描述了明末的社会状况：读书人受朝廷的利禄吸引，汲汲于成为生员，进入体制内以保养身家；但这些人只将精力放在研习科考文章以及织结关系网上，往往治国乏术，没有能力承担起治理、保卫国家的责任；更糟糕的是，这个知识群体缺乏实学，却喜欢诟病当局，所论不切实际，导致当权者厌恶他们，于是出台更多苛刻的政策以限制他们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后进的士人更是只为利禄而读书，学风因而更加空疏浮躁，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
正是由于“耻经生之寡术”，顾炎武早早就决意不再参加科考，退而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他遍阅历代史册，游历全国做实地考察，每到一个关隘，就访问当地的老兵，询问详情，借此修正或补充历代典籍的不足。顾氏是真正做到了道德、学问、文章紧密一体的，他在世时就名扬天下，其著述惠泽至今，绝非幸致。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责在“行己有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