妮娜6岁那年特别长。

妮娜三月末开始犯第一次哮喘，早上醒来的时候呼吸声就不太对，带着一点细细的、拉风箱似的声音。安娜听见了，翻身下床走到床边，蹲下来听了十几秒。

呼吸有点重。她跟德米特里说的时候，语气尽量平稳。

德米特里正在扣袖扣，听见了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
莫斯科最好的儿科医生当天上午就来了，听诊器贴在妮娜背上听了很久，眉头皱着。结论是急性发作，不算严重，但需要开始规律用药。万托林放在床头柜最上面那层抽屉，辅舒酮喷完要漱口，每天记录呼吸状况。

那天之后，妮娜搬进了安娜和德米特里的房间。

安娜开始每天记一个本子。早上几点醒，呼吸重不重，有没有咳嗽，万托林用了没有，辅舒酮几点喷的，吃了多少，午睡了多久。字写得很小，一行一行挤在一起，像一份认真到有些紧张的病历。

四月初又犯了一次。

这次是半夜，妮娜忽然醒了，捂着胸口说不舒服。安娜几乎是跳下床的，光脚踩在地板上，跑到药箱拿了万托林回来。妮娜坐在床上，小小的身体前倾着，两只手撑着床垫，呼吸又急又浅。

安娜蹲在床边，一只手托着妮娜的下巴往上抬，另一只手把面罩扣上去，按下喷雾。

一下。两下。三下。

妮娜的眼泪挂在睫毛上，呼吸慢慢稳下来。安娜把她抱在怀里，妮娜的脸贴着她肩膀，身体还很轻，轻得安娜觉得一只手就能托起来。

德米特里站在房间门口，衣服还没换，他还在工作。头发有些乱。他进来的时候安娜刚把用过的药瓶放到床头柜上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妮娜。

妮娜缩在安娜怀里，眼皮半闭着，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小鸟。

第二天，德米特里把主治医生叫到了家里。医生看了那个记录本，翻了十几页，抬头看了一眼安娜，又看了一眼德米特里。

莫斯科的春天太冷了，医生说，对她的肺不好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建议换到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，至少待到夏天。

德米特里问：哪里。

南法。尼斯附近，或者昂蒂布。地中海沿岸，气候温和，空气要好很多。

德米特里点了点头。

整个决定不到十分钟就定了。安娜坐在旁边，手里还攥着那个记录本。她没有说话，因为她知道这事她没有话语权。但妮娜听见了不去学校了吗，睁大眼睛看着安娜。

安娜说：暂时的。等好了就回去。

妮娜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。

搬家本身不像搬家。

没有搬家公司的大卡车，没有纸箱堆在走廊里。德米特里的助理列了一份清单——妮娜的衣服、安娜的几件日常衣物、药物、那个记录本、妮娜的小熊、睡前故事书。然后司机把东西装进后备箱，车直接开到了谢列梅捷沃机场。

私人飞机上，妮娜坐在真皮座椅里，兴奋得眼睛亮亮的，趴在窗口看跑道越来越远。安娜坐在她旁边，手一直搭在妮娜后背上，轻轻拍着。

德米特里坐在一排之外，打开一份文件看。

飞机降落在尼斯机场的时候，南法正午的阳光从舷窗照进来，安娜下意识眯了一下眼。机舱门打开，暖风涌进来——是真的暖，不是莫斯科那种终于不下雪的没那么冷，是带着海水和阳光味道的、彻彻底底的暖。

她们住进了一栋白色的别墅，在昂蒂布附近，离海不远。院子很大，有柠檬树，有石板铺的小路，有一个不大的泳池。房子是德米特里很多年前买的，一直空着，这次让助理提前两个月就让人收拾干净了。

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，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新的记录本。

封面上写好了日期，第一页的抬头也印好了。她怔了一下，拿起来翻了翻。跟之前那个一模一样的格式——时间、症状、用药、饮食、睡眠。

她抬头看了一眼德米特里。

他站在门口，正在跟管家交代什么，侧对着她。安娜没有问他是不是让助理准备的，只是把本子放回了茶几上。

叶夫根尼娅也跟着来了，住在别墅西边的佣人房里。家庭教师换成了一位法国老太太，会说法语和俄语，负责妮娜的基础课程。每周一和周四，尼斯派驻的私家医生会过来做一次例行检查，听诊、量体温、看记录本——是德米特里私人医疗团队的，跟莫斯科看诊的是同一个人。

安娜每天的生活被压缩成了一个很小的范围——妮娜的房间、院子、厨房，偶尔去海边走走，但不会走太远。

早上妮娜八点醒来，安娜已经醒了。她会先摸一下妮娜的额头，再把手放在妮娜胸口感受呼吸的节奏，然后才去叫叶夫根尼娅准备早饭。这个顺序安娜没有刻意学过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，像某种仪式。

早饭在厨房吃。叶夫根尼娅做的还是荞麦粥，煮得很软烂，上面浮一小块黄油，旁边配一个煎蛋和几片切好的奶酪。妮娜胃口不好的时候，叶夫根尼娅会把粥熬得更稀一点，用勺子一点点吹凉了喂。安娜坐在旁边，看着妮娜一口一口吃下去，数着勺子。

再吃两口，安娜说，吃完可以拿果酱。

妮娜听到果酱，努力又咽了两口。

叶夫根尼娅从柜子里拿出一小罐草莓果酱，抹在一片白面包上，切成两半。妮娜接过来，终于有了点精神。

德米特里下楼的时候，安娜刚把妮娜的餐盘收走。他穿着衬衫，袖口挽到手肘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他在餐桌主位坐下，叶夫根尼娅端上他的早餐——两个煎蛋，一片烤过的白面包，一杯黑咖啡。

安娜从厨房端出一杯热茶，放在他右手边。

德米特里低头看了一眼，端起来喝了一口。温度刚好，不烫不凉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继续翻手里的文件。

安娜退回去坐下，拿起自己的书。

但她没有看进去。

她的大脑停在那一口茶上。她没放糖，没加奶，水温八十五度左右，泡了三分半钟。这些都是德米特里一贯的习惯——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。也许是在巴尔维哈的某一天，也许是更早，她没留意过。

但茶确实是他喝的那个味道。

上午十点，法国老太太来了，带着一摞绘本和三本练习册。妮娜趴在花园的桌子上学写字，安娜坐在旁边的藤椅上，手里拿一本书，但其实没怎么看。她的注意力一直在妮娜身上——妮娜是不是坐太久了，妮娜有没有揉鼻子，妮娜的呼吸听起来是不是正常。

偶尔她的视线会飘向书房。窗帘拉着，里面安静得没有声音。德米特里在里面处理文件，她不确定他在不在——他有时候会开视频会议，有时候只是坐着。

安娜知道自己看过去的时候不会被他发现，但她每次都会很快把视线收回来。

午饭后妮娜要午睡。安娜坐在她床边，等她睡着再走。妮娜闭着眼，呼吸均匀，小手抓着小熊的耳朵。安娜的手指停留在她的头发上，一下一下地梳着。

过了很久，妮娜忽然含糊地说了一句：妈妈。

嗯。

爸爸今天回来吃饭吗？

安娜的手停了一下。

他今天在。

妮娜 zufrieden 地松了一口气，翻了个身，睡着了。

安娜站在床边，看着妮娜的睡脸，心里涌上来一点说不清的东西。

她关掉灯，轻轻带上门。

走廊尽头，书房的门开着。德米特里坐在桌前，手里没拿文件，像是在等谁。安娜经过的时候他抬起头。

她睡了？

睡了。

德米特里点了点头。很自然地说了句：茶还有吗。

有。

安娜走下楼，重新泡了一杯。这一次她把茶叶多放了一点，水温高了五度左右，泡的时间短了半分钟。

她端着茶走进书房，放在他桌上。

德米特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眉毛很轻地抬了一下。

这次浓了。

安娜说：上次你说淡。

德米特里看着她，嘴角很轻地动了一下。

我说的是上次。

安娜没有接话，转身走了。

但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她听见身后传来很轻的一声笑。

很轻。轻到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那之后她开始注意他的茶。

不是故意的，但就是记住了。浓一点的时候他喝得更快，淡的时候他会皱着眉放回去，水温太高他会等一等，太低他就不喝了。安娜把这些细小的反应都看在眼里，下次泡的时候不动声色地调整。

德米特里从没说过什么。但他每天都在喝。

六月底的一个傍晚，德米特里从莫斯科飞回来，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。安娜听见车库的声音，从厨房出来看了一眼墙上的钟——八点四十。妮娜的晚饭已经吃完了，在花园里玩，安娜坐在露台上看着她。

德米特里走进来的时候，身上带着外面的热气。他没有换衣服，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，领带松了一半。

他径直走到沙发坐下，仰头靠在后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安娜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的侧脸。

他说：水。

声音很低，带着疲惫的哑。

安娜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端到客厅。德米特里接过去，一口气喝完了。安娜站在旁边没有走。

要吃饭吗？

德米特里摇了摇头。

安娜想了想，说：我煮一点粥。荞麦的，很快就好。

德米特里的眼睛还是闭着。你吃了？

吃了。妮娜也吃了。

那算了。

安娜没有动。

过了几秒，德米特里睁开眼，看见她还站在那儿。

怎么了。

安娜说：你是没吃，还是不想吃。

德米特里看了她一眼。

厨房的灯光从她背后照过来，把她的轮廓勾出一圈很淡的暖色。她穿着居家的那件灰色棉布衫，袖子挽到手肘，手上的戒指闪烁。

德米特里沉默了几秒，说：随便。

安娜去了厨房。

她把荞麦粥重新加热，搅得很均匀，碗边擦干净，放了一小碟腌黄瓜在旁边。端到客厅的时候，德米特里还靠在沙发上，但眼睛睁开了，看着她。

吃吧。安娜把碗放在茶几上。

德米特里没有动。

安娜站着等了几秒，意识到他是在等她走。她想了想，在旁边沙发上坐下了。

德米特里的视线从碗移到她身上，又移回碗。

然后他拿起了勺子。

客厅里的灯很暗，只有茶几旁边那盏落地灯亮着。妮娜已经睡了，花园里安静得只剩下虫鸣。德米特里一勺一勺地喝粥，安娜坐在一旁，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，但没有看。

她听见勺子碰碗沿的声音，很轻，规律。

德米特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说了一句：今天莫斯科下雨了。

安娜抬头看他。

他继续喝粥，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下了多久。

一整天。

安娜不知道该怎么接。德米特里也不往下说了，继续低头喝粥。

但安娜注意到，他喝粥的速度慢了一些。

她低头看着手里的书，页面已经翻了十几页，一个字也没读进去。

那碗粥德米特里喝完了。他把碗放回茶几上，说：你去睡吧。

安娜站起来，收拾碗筷。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：

安娜。